【內容提要】利用行業杰出人物姓名為學校文化命名，對于文化積淀較深的高等學府會抑制其大學精神的表達與發揮，抑制大學的創造空間，對于高職院則有利于其大學精神的培養。某高職院利用行業杰出人物姓名為其學校文化命名的做法難以復制，然而高職院重視對相關行業突出貢獻者的宣傳，以便在學校營造一種與行業相關的職業氛圍，這對高職院大學精神中職業精神的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 鍵 詞】大學精神；行業杰出人物；學校文化；職業精神

為弘揚特色文化，以文化促發展，近二十年來，各地以人物姓名命名其特色文化或者在人名之后綴之以“文化”一詞的現象越來越多。這些人物姓名大部分是傳說中的人物，例如河北涉縣的“中國女媧文化”，河南濟源市的“中國愚公文化”， 湖南婁底冷水江的“蚩尤文化”，廣東獅嶺鎮的“盤古文化”，河南禹州的“大禹文化”；有些人物則屬于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例如為讓人們銘記清朝著名的楊乃武小白菜冤案，浙江余杭建有“小白菜文化園”，“楊乃武小白菜冤案文化”已經成了導游解說中的一個常用詞語。借用名人打文化牌以促進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很多地方以名人姓名為其特色文化命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年，我國高校出現了以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的案例，這一舉措國內尚無先例：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將其學校文化命名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在文化多元的時代背景下，這一做法勢必引起熱議，我們試從大學精神的培養和表述的角度辨析這一做法的利弊。

一．特色學校文化創建、命名過程考察

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002年由中專升格為高職院，2006年底，在接受教育部高職高專辦學水平評估時，其特色學校文化方才形成，經過院領導和文化專家的反復切磋，決定命名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校園文化”（后改稱“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學院辦學特色報告《構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校園文化》受到了教育部專家的高度評價。

鄧建軍，1988年從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前身中專電氣自動化專業畢業，成為常州某企業的一名電氣技術工人。他以在中專所學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為起點，立足崗位，不斷鉆研，努力創新，參與了400多個項目的技術改造,獨立完成了140多個項目,僅其中一項就創造經濟效益3000多萬元。他帶頭發明的兩項技術已申請國家專利,填補了牛仔布制造業的國際空白。他用勤勞的雙手，讓外國專家發出“中國工人了不起”的贊嘆，成為新世紀全國首批七個“能工巧匠”之一，被推選為中國工會十四大代表，第十七次全國黨代會代表，先后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技術能手”、“全國青年崗位能手”、“全國職工職業道德建設十佳標兵”、“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高級技師”等榮譽稱號，國慶60周年之際入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多次受到胡錦濤總書記親切接見，被稱作“民族工業的脊梁”。鄧建軍為中國新一代產業工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成為我國職教畢業生的一面光輝旗幟。

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直到2006年出現雛形，其實學院自1993年就開始宣傳鄧建軍事跡，多次邀請鄧建軍回母校作報告，在校內塑建軍像，植建軍林，樹建軍班，鋪建軍路，并在學校許多重要位置張貼胡錦濤接見鄧建軍的巨幅照片，開展建軍杯系列賽事，成立鄧建軍校園文化研究會，撰寫《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建設大綱》要求全院上下共同貫徹執行。

2009年4月，文化專家夏成滿先生專程到校考察，提出學校文化建設要從六個方面把握：一看有無理念，二看有無載體，三看有無實踐（長期一貫的實踐），四看有無成效，五看有無理論總結，六看推廣情況。夏先生考察后認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已經具備了前三個方面的內容，并指出撰寫學校文化建設大綱這一做法，至少在江蘇省屬于第一家，要求學院沿著這條路子繼續進行探索。

鄧建軍之名在職教行業影響很大。鄧建軍屬于職教畢業生，其成才的起點是在中專時期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其成才之路和人才類型符合職業教育的培養方向，因此，很多職業院校都開展過向鄧建軍學習的活動，有些學校甚至建有學習鄧建軍的專門網站，職業院校畢業生以成為鄧建軍式的高技能人才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常州大學城6所學校都開展過學習鄧建軍的活動，在自己的網站轉載上級有關部門學習鄧建軍的文件，宣傳鄧建軍事跡，其中有3所院校邀請鄧建軍作報告。在高職院求特色、謀發展的潮流中，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十幾年來從無意到有意地培育這一學校文化，并以這樣一位制造業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經過考察我們感到，鄧建軍及鄧建軍“愛崗敬業，自強不息”的精神對學院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

1.鄧建軍是校友，這種學子與母校之間的“血緣”關系使鄧建軍的形象極具親和力。

2.鄧建軍成才的起點并不高，僅僅是在中專時期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對因高考失利而變得自卑氣餒的高職生極具鼓舞作用。筆者詢問了大量同學，所有同學都無一例外地表示對鄧建軍“很佩服”甚至“很崇拜”。每當鄧建軍來校，同學都十分興奮，爭著與他握手照相，鄧建軍成了很多同學心目中的偶像。學院開展的學習鄧建軍系列活動對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有位同學這樣表達自己的心路歷程：“我本來一心想成為愛因斯坦、楊振寧那樣的科學家，但高考的失利使我心灰意冷；后來知道常州輕院出了個鄧建軍，得知一名小小的中專生也能做得這么棒，我就想：做不了愛因斯坦、楊振寧，我就做個鄧建軍一樣的高技能工人吧。想到這里，我的心情開始晴朗起來。”^[1]

3.鄧建軍以高技能而非高學歷成才，這符合高職學院的特點和培養目標；鄧建軍以其能力、業績被社會頌揚，首先是一個高技能人才的典型，其次才是一種道德形象――他的一句“為生存而學習”讓同學感到他是實實在在的現實社會的人，他以所創造的價值回報社會從而獲得較高的收入，這樣的形象讓同學感到踏實而不是光環耀人遙不可及高不可攀。

4.鄧建軍是活生生的形象，具有抽象理念所無法具備的感染力。

5.鄧建軍成才之路是獨特的，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構建的學校文化自然也是獨特的，在高職院都在追求自己辦學特色的背景下，這一舉措無疑有其高明之處。

二．從大學精神看以行業（或文化）杰出人物姓名為學校文化命名的利弊

“大學精神是國家意志、社會趨勢與學人精神相互融合的結晶”^[2]，是在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志和具體凝聚,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具有一定歷史文化底蘊的大學，尤其是知名高等學府，都有其獨特而底蘊深厚的大學精神。而且，一所大學所依托的社會面越大、歷史越曲折，其大學精神也就越博大、精深。

（一）文化積淀較深的高等學府若用行業（或文化）杰出人物姓名為其學校文化命名，必然會失之偏頗，抑制其大學精神的表達與發揮，抑制大學的創造空間。

我國很多文化積淀較深的高等學府都有其明確的大學精神，例如清華大學和廈門大學。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葆耕將清華大學精神概括為三句話：恥不如人，講究科學，重視實干^[3]，與清華大學以及中國特有的歷史緊密相連的這三句話精神，是任何文化、行業杰出人物姓名都無法代表無法概括的。

廈門大學是愛國華僑陳嘉庚一手創辦的，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曾親自為陳嘉庚執紼送靈。陳嘉庚對廈門大學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廈門大學內建有陳嘉庚紀念堂、嘉庚樓群，塑有“陳嘉庚與學生”塑像。踏進廈門大學，就可以深切體會到陳嘉庚其人的文化教育力量。然而廈門大學不僅僅有陳嘉庚，據報道，廈門大學黨政領導把廈門大學的優良傳統歸納為“四種精神”：陳嘉庚先生的愛國精神，羅揚才烈士的革命精神，抗戰時期以薩本棟校長為代表的艱苦辦學的自強精神，以王亞南校長、陳景潤校友為代表的科學精神。校內除陳嘉庚紀念堂、雕像外，還建有羅揚才烈士陵園、雕像，擁有福建省第一個黨支部遺址，薩本棟陵園，王亞南雕像，組織編寫了《走近陳景潤》系列紀念叢書^[4]。陳嘉庚影響雖大，但其愛國精神僅僅是廈門大學的四種精神之一，不可能成為完整的廈門大學精神。假如廈門大學將其學校文化命名為“陳嘉庚文化”或“羅揚才文化”，不僅僅是以偏概全，還將限制廈門大學的發展空間。

資深大學因其文化內蘊的深厚，其大學精神有時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為此常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北大許智宏校長將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為北大精神，然而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卻并不認可。在北大百年慶典之際，當有不少記者要陳平原教授用一句話來概括北大精神時，陳教授拒絕了，他并不認為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陳教授的做法蘊涵著一種古老的思路：大象無形。而且，“北大必須自我革新，北大傳統不應凝固不變，北大精神更有賴于一代代北大人的呵護、承傳與發展”^[5]。對北大精神這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狀況，從一個側面佐證了其文化內蘊的深厚。北大精神依托的是整個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整部的近、現代史，北大文化也因此被人稱作是“宏大的學校文化形式”^[6]。正因為其精神和文化的宏大，在這所杰出人才（包括文化名人）輩出的知名學府，若用與之相關的行業（或文化）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那是不可思議甚至是極其荒謬的。

（二）為能涵蓋其深厚的文化內涵，為學校、師生的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知名高等學府（或綜合性大學）對大學精神的表述一般都趨向抽象，用具體的文化或行業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與大學精神表述的抽象性是背道而馳的。

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果這可以看做對北大精神之概括的話)、清華的“恥不如人，講究科學，重視實干”，都屬于抽象表述。西南大學對其精神的表述似相對具體，然而深究其意，仍然較為抽象——“特立西南，學行天下”。廈門大學的四種精神雖然與五個具體的人物相關聯，但其語言也屬抽象性表述。國際知名學者喬治·斯坦納教授認為 ,表述的“模糊性也有它的好處……在制定一項可接受的任務或目的的過程中 ,準確性可能會抑制創造性……它就會在組織中形成了一種僵化并阻礙著變化。模糊性給其他管理人員去填補詳細的內容、甚至去改變總體性的模式留下了余地。”^[7]因此，知名高等學府或綜合性大學如果用與之相關的某個行業（或文化）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會導致其大學精神表述的偏頗和遷移，限制大學以及在校師生的發展空間。

（三）高職院以行業杰出人物姓名為學校文化命名不會抑制其大學精神的發揮空間，反而有助于其大學精神的培養。

有別于本科院校，我國大部分高職院設置都比較晚，進入高校系列的時間并不是很長。高職院前身為職業大學、成人大學或中專，師資力量、學養水平尤其是文化積淀都無法與本科院校相比，暫時很難形成文化底蘊較深、內涵豐富的大學精神，或者說高職院大學精神的凝練還在起步階段。高職院以行業杰出人物姓名為學校文化命名不僅不會抑制其大學精神的發揮，反而有助于其大學精神的培養。

由于在人才培養目標、辦學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以及承擔的育人使命等方面與傳統大學差異較大，侯長林提出高職院大學精神應該具備包含其自身類型特性的精神元素，他認為高職院自身類型特性的精神元素就是高職院的職業精神，并認為創業精神、技術精神和經世致用精神都只是職業精神的一部分^[8]。

鄧建軍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人士，他屬于制造行業的職業人，“愛崗敬業，自強不息”的鄧建軍精神、他的成才之路及其人才類型（屬技能型人才），無不浸透著強烈的職業精神。鄧建軍的特點告訴我們，鄧建軍的職業精神可以分解為創業精神、技術精神、經世致用精神等幾個方面，這為學院大學精神的培育加入了極為重要的元素。而且，學院不是簡單地將其文化命名為“鄧建軍文化”，而是命名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學校文化”，除了為大學精神的培養和凝練提供了重要元素之外，還為大學精神以及學校文化的多元性留下了發揮的空間。

 當然，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以制造業杰出人物鄧建軍姓名為其學校文化命名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這種條件是一般高職院所難以具備的。我們并不主張高職院都去利用行業杰出人物姓名命名其學校文化，但是，高職院如果能夠重視對相關行業突出貢獻者的宣傳，以便在學校營造一種與行業相關的職業氛圍，則會對高職院大學精神的培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倪筱榮. 構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校園文化[J]中國科技創新導刊.2008(35):247

[2]關成華.北京大學校園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32

[3]徐葆耕.小議清華精神[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4.24：9

[4]戴巖. 弘揚廈門大學的四種精神[N].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9.18：10

[5]關成華.北京大學校園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34

[6]趙中建.學校文化[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4（10）：77

[7][美]喬治·斯坦納. 戰略規劃[M]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1：169

[8]侯長林.周 鴻.高職院校的大學精神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9(9):59

(本文2012年2月發表于《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